千古奇书:《厚黑学》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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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 厚黑原理(心理与力学)
七 世界进化之轨道
人世一切事变,从人类行为生出来的,人类行为,从心理生出来的,而人之心理,依力学规律而变化,故世界进化,逃不出力学规律。
世界进化,乃是一种力在一个区域内动作,经过长时间所成之现象也。其间共有三物,一曰力,二曰空间,三曰时间。我们可认为是数学上之三元,其最显著者,为摆线式与螺旋式。古人说:“天道循环无端,无往不复。”今人说:“人类历史,永无重复。”我们把两说合并起来,就成为摆线式与螺旋式。
凡人无论思想方面或行为方面,都是依着力学规律,以直线进行,然其结果,所表现者,乃是曲线,不是直线,这是甚么道理呢?因为向前进行之际,受有他力牵引,而两力又相等,遂成为圆形。古人说:“循环无端。”环即圈子即是说:宇宙一切事物之演进,始终是循着一个圈子,旋转不已。这个说法,可举例来说明:假如我们在地球上面,无论东西南北,任取一直线向前进行,无丝毫偏斜,结果仍回到原来之地点,因为我们站在地面,是被地心力吸着的,开步向前走,是摆脱地心吸力,而以离心力向前进行,然而仍被地心力吸着。由离心力向心力两相结合,其路线遂成为圆形,而回到原来之地点,任走若干遍,俱是如此,是之谓“循环无端”。然而世界之进化,则不为圆周形,而为摆线形或螺旋线形。
甚么是摆线呢?我们取一铜元,在桌上滚起走,其圆周所成之线,即是摆线。铜元能滚者,力也,滚过的地方,空间也,不断的滚者,时间也。铜元旋转不已,周而复始,是谓“循环无端”。其路线,一起一伏,对直前进,是谓“永无重复”。宇宙事物之演进,往往有此种现象,如日往月来,寒往暑来,周流不息,是为“循环无端”,然而日月递更,寒暑代运,积之则为若干万万年,虽是循环不已,实是前进不已,这算是摆线式的进化。
有人说:“人的意志为物质所支配。”又有人说:“物质为人的意志所支配。”殊不知:物质与意志,是互相支配的。欧洲机器发明而后,工业大兴,人民的生活情形,随之而变,固然是物质支配了人的意志,但机器是人类发明的,发明家费尽脑力,机器才能出现,工业才能发达,这又是人的意志支配了物质。这类说法,与英雄造时势、时势造英雄是一样的。有了物理数学等科,才能产生牛顿;有了牛顿,物理数学等科,又生大变化。有了咸、同的时势,才造出曾、左诸人;有了曾、左诸人,又造出一个时势,犹如鸡生蛋,蛋生鸡一般,看起来是辗转相生,其实是前进不已。后之蛋,非前之蛋,后之鸡,非前之鸡,物质支配人的意志,人的意志,又支配物质,时势造英雄,英雄又造时势,而世界就日益进化了。鸡与蛋和心与物,都是一物体之两方面,鸡之外无蛋,蛋之外无鸡,心之外无物,物之外无心,二者之进化,都等于一个铜元在桌上滚起走,有点像摆线式的进化。
我们细加研究,即知日往月来,寒往暑来,和鸡生蛋,蛋生鸡这类现象,是纯粹的摆线式进化,因为日月也,寒暑也,鸡与蛋也,状态始终如一,等于一个铜元之状态始终如一,其画出之线,一起一伏,也始终如一。惟英雄造出的时势,较造英雄的时势,更为进步,物质与意志,辗转支配,也是后者较前者为进步。其现象则为历时愈久,社会文明愈进步,而政治家和科学家之智能,亦愈进步,其形式与摆线式微异,而为螺旋线的进化。
甚么是螺旋线呢?我们手执一块直角三角板,以长边为轴,旋转一周,所成体积,即是圆锥体。假如用圆锥体的钻子去钻木头,这钻子所走的路线,即是螺旋线,竖的方面越深,横的方面越宽,世界即是以此种状态而进化的。我们取一截竹子,用一针在竹上横起画一圈,此针本是以直线进行,然而始终是在这个圈上旋转不已,是之谓“循环无端”。假设此针进行之际,有人暗中把竹子轻轻拖起走,则此针画出之线,绝不能与经过之路线重合,是之谓“永无重复”。针之进行是力,画出之圈是空间,其拖起走,则属乎时间,但世界进化,不是在竹子上画,乃是在笋子画圈,乃是从尖笋画起走,有人持笋尖拖之,其线越画越长,圈子越画越大,因笋子即圆锥形也。
禹会诸侯于涂山,执玉帛者万国,成汤时三千国,周武王时一千八百国,春秋时二百四十国,旧中国时,只有七国,到了秦始皇时,天下就一统了。其现象是:历时越久,国之数目越少,其面积越大,这即是竖的方面越深,横的方面越宽,是为螺旋式进化。竖的方面者,时间也;横的方面者,空间也。现在五洲万国的形势,绝像我国春秋战国时代,由进化趋势看去,终必至全球混一而后止。所异者,从前是君主时代,嬴秦混一,有一个皇帝高踞其上,现在是民主时代,将来全球混一,是十八万万人共同做皇帝。
宇宙事事物物之演变,都是离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作用生出来的,有一力以直线进行,同时又有一相反之力牵制之,遂不得不作回旋状态,而又前进不已,即成为摆线状态或螺旋线状态,日月迭更,寒暑代运,鸡与蛋辗转相生,是未参有人类意志的,只是循着自然之道而行,故依摆线式进化,始终如一,机器与时势,是参有人类意志,而人类天性,是力求进步的,故依螺旋式进化,历时愈久,路线愈扩大。国际之关系,全是人类的意志作用,所以依螺旋式进化,必至全球混一而后止。人类是日求进步的,社会是日益文明的,全球混一,特文明进步之一幕耳。全球混一后,社会文明,又依螺旋式前进,而无有终止,其现象亦犹日月迭更,寒暑代运,依摆线式前进,而无有终止也。
人事千变万化,都是由离心向心二力生出来的,离心者,力之向外发展也,向心者,力之向内收敛也,发展到极点,则收敛,收敛到极点又能发展,此即古人所说,盈虚消长,循环无端也。以虚为起点,由是而发展则为长,发展到极点则为盈,到了极点即收敛而为消,收敛到极点则为虚,由虚而又为长,为盈,为消,为虚,是之谓“循环无端”。春夏秋冬,即盈虚消长之现象也。春者长也,夏者盈也,秋者消也,冬者虚也。一部易经和老子道德经,俱是发明此理,所谓物极必反也。所以宇宙间事事物物,都是正负二力,互为消长,此古人治国,所以有一张一弛之说也。嬴秦荷虐,汉初则治之以黄老,刘璋暗弱,孔明则治之以申韩,都是顺应此种趋势的。
我们合古今事变观之,大约可分三个时期:以婚姻制度言之,上古时男女杂交,生出之女子,知有母而不知有父,这个时候的婚制,离心力胜过向心力,是为第一时期。后来制定婚制,子女婚姻,由父母主持,一与之齐,终身不改,向心力胜过离心力,是为第二时期。现在已入第三时期了,某女不必定嫁某男,而某男之爱情,足以系引她,某男不必定娶某女,而某女之爱情,足以系引他,离心向心二力,保持平衡,就成第三时期的自由婚制。此种婚制,本带得有点回旋状态,许多青年,看不清此种趋势,以为应该回复到上古那种杂交状态,就未免大错了。
人民的自由,也可分三个时期。上古人民,穴居野处,纯是一盘散沙,是为第一时期。后来受君主之压制,言论思想,极不自由,是为第二时期。经过一番革命,政府干涉的力量与人民自由的力量保持平衡,是为第三时期。自力学方面言之,第一时期,离心力胜过向心力,第二时期,向心力胜过离心力,第三时期,向心离心二力,保持平衡。第三时期中,参得有第一时期的自由,带得有点回旋状态。卢梭生当第二时期之末,看见此种回旋趋势,误以为应当回复第一时期,所以他的学说,完全取第一时期之制以立论,以返于原始自然为第一要义。他说:“自然之物皆善,一入人类之手,乃变而为恶。”他的学说,有一半合真理,有一半不合真理。因其有一半合真理,所以当时备受一般人之欢迎。因其有一半不合真理,所以法国革命实行他的学说,酿成非常的骚乱,结果不得不由政府加以干涉,卒至政府之干涉与人民之自由保持平衡,法国方能安定。
民主主义流行久了,法西斯主义之独裁,因而出现,这都是正负二力互为消长之表现。自墨索里尼倡出法西斯主义后,希特勒和日本军阀,相继仿效,因而造成世界第二次大战,其独裁制度,已越过时势之需要,可断言:此种独裁制,不久必将倒毙,另有一种制度代之。此种制度,一定是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两种结合而成的。
人类分配赀财的方法,也分三个时期。上古时人民浑浑噩噩,犹如初生小儿,不知欺诈,不知储蓄,只有公共的赀财,并无个人的私财,这是有公而无私,是为第一时期。再进化,人类智识进步,自私自利之心,日益发达,把公共的赀财攘为个人私有,这是有私而无公,是为第二时期。再进化,人类智识更进步,公私界限,有明了认识,把公有的赀财归之社会,私有的赀财归之个人,公与私并行不悖,是为第三时期。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,是第二时期之末,第三时期之始。关于经济方面,应该把公私界限划分清楚,公者归之公,私者归之私,社会才能相安无事。
中国从前,自诩为声明文物之邦,以为周公的制度和孔孟的学说好到极点,鄙视西欧,不值一顾,此为第一时期。自甲午、庚子两役而后,骤失自信力,以为西洋的制度和学说,无一不好到极点,鄙视中国,不值一顾,此为第二时期。至今则入第三时期了,既不高视西洋,也不鄙视中国,总是平心考察,是者是之,非者非之,这是折衷于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之间。我国初与欧人接触,庞然自大,以为高出外国之上。自从两次战败,遂低首降心,屈处列强之下。到了第三时期,我国与列强立于平等线上,这也是折衷于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之间。 总之,世界进化,都是正负二力互为消长,处在某一时期,各种现象,都是一致,犹如天寒则处处皆寒,天热则处处皆热。现在帝国主义盛行,同时资本主义也盛行,而工商界也就有汽车大王、煤油大王、钢铁大王、银行大王等等出现,民族间就有自夸大和民族是最优秀民族,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民族,凡此种种都是第二时期残余之说。跟着就入第三时期,帝国主义消灭,资本主义消灭,工商界某某大王和某某最优秀民族,这类名词也消灭,这是必然的趋势。所以主持国家大计者,必须看清世界趋势,顺而应之,如其不然,就会受天然之淘汰。
八 达尔文学说之修正
我同友人谈及达尔文,友人规戒我道:“李宗吾,你讲你的厚黑学好了,切不可涉及科学范围。达尔文是生物学专家,他的种源论,是积数十年之实验,把昆虫草木,飞禽走兽,一一考察遍了,证明不错了,才发表出来,是有科学根据的。你非科学家,最好是不涉及他,免闹笑话。”我说道:“达尔文可称科学家,难道我李宗吾不可称科学家吗?二者相较,我的学力,还在达尔文之上,何以故呢?他的种源论,是说明禽兽社会情形,我的厚黑学,是说明人类社会情形,他研究禽兽,只是从旁视察,自身并未变成禽兽,与之同处,于禽兽社会情形,未免隔膜,我则居然变成人,并且与人同处了数十年,难道我的学力,不远在达尔文之上?达尔文在禽兽社会中,寻出一种原则,如果用之于禽兽社会,我们尽可不管,而今公然用到人类社会来了,我们当然可以批驳他,人类社会中,寻得出达尔文这类科学家,禽兽社会中,寻不出达尔文这类科学家,足证两种社会截然不同,故达尔文的学说,不适用于人类社会。”
今人动辄提科学家三家,恐吓我辈普通人,殊不知科学家聪明起来,比普通人聪明百倍,糊涂起来,也比普通人糊涂百倍。牛顿可称独一无二的科学家,他养有大小二猫,有天命匠人在门上开一大小二洞,以便大猫出入大洞,小猫出入小洞。任何人都知道:只开一大洞,大小二猫俱可出入,而牛顿不悟也,这不是比普通人糊涂百倍吗?牛顿说:地心有吸力,我们固然该信从,难道他说“大猫出入大洞,小猫出入小洞”,我们也信得吗?所以我们对于科学家和学说,不能不慎重审择,谨防他学说里面藏牛顿的猫洞。
因为科学家有时比普通人糊涂百倍,所以专家之学说,往往不通,例如,斯密士岂非经济家,而他的学说就不通。我辈之话,不足为证,难道专家之批评,都不可信吗?……呜呼,诸君休矣,举世纷纷扰扰,闹个不休者,皆达尔文、斯密士……诸位科学家之赐也。
达尔文讲竞争,一开口,即是豺狼也,虎豹也,鄙人讲厚黑,一开口,即是曹操也,刘备也,孙权也。曹刘诸人,是千古人杰,其文明程度,不知高出豺狼虎豹若干倍,他且不论,单是我采用的标本,已比达尔文采的标本高得多了。所以基于达尔文的学说造出的世界,是虎狼世界,基于鄙人的学说造出的世界,是极文明的世界,达尔文可称科学家,鄙人当然可称科学家,不过达尔文是生物学的科学家,鄙人是厚黑学的科学家罢了。
达尔文研究生物学数十年,把全世界的昆虫草木,飞禽走兽,都研究完了,独于他实验室中有个高等物,未曾研究,所以他的学说,就留下破绽。请问甚么高等动物?答曰:就是达尔文本身,他把人类社会忽略了,把自己心理和行为忽略了,所以创出的学说,不能不有破绽。
达尔文实验室中,有个高等动物,他既未曾研究,我们无妨替他研究,达尔文一生下地,我们就用采集动物标本的法子,把他连儿带母活捉到中国来,用中国的白米饭把他喂大,我们用达尔文研究动物的法子,从旁视察,一直到他老死,就可发见他的学说是自相矛盾的。
达尔文一生下地,就拖着母亲之乳来吃,把母亲的膏血吸入腹中,如不给他吃,他就大哭不止,估着要吃,这可说是生存竞争,从这个地方视察,达尔文的学说莫有错;长大点能吃东西了,母亲手中拿一糕饼,他见了伸手来索,母亲不给他,放在自己口中,留半截在外,他立会伸手,把糕饼从母亲口中取出,放在他的口中。母亲抱着他吃饭,他就伸手来拖母亲之碗,如不提防,即会坠地打烂,这种现象,也是生存竞争,达尔文的学说也莫有错;若是再大点,自家能端碗吃饭了,他一上桌,就递一个空碗,请母亲与他盛饭,吃了又请母亲盛,母亲面前,现放着满满一碗饭,他再不去抢了,竞争的现象,忽然减少,岂非很奇的事吗?再大点,他自己会往甑中盛饭,再不要母亲与他盛,有时甑中饭不够,他未吃饱,守着母亲哭,母亲把自己的饭分半碗与他吃,他才好了,母亲不分与他,他断不能去抢。更大点,饭不够吃,母亲把自己碗中的饭分与他吃,他不要,他自己会拿囊中之钱在街上买食物来吃。到了此时,竞争的现象,一点莫有,岂不更奇吗?这是小孩下地时,只看见母亲身上之乳,大点即看见母亲碗中之饭,再大点即看见甑中之饭,更大点即看见街上之食物;不特此也,达尔文长大成人,学问操好了,当大学教授了,有穷亲友向他告贷,他就慨然给予,后来金钱充裕,还拿钱来做慈善事业或谋种公益,这种现象,与竞争完全相反,岂非奇之又奇?于此我们可以定出一条原则:“同是一个人,智识越进步,眼光越远大,竞争就越减少。”达尔文著书立说,只把当小孩时估食母亲之乳抢夺母亲口中糕饼这类事告诉众人,不把他当教授时施舍金钱、周济家人,做慈善事业这类事告诉众人,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者一。
达尔文当小孩时抢夺食物,有一定的规律,就是:“饿了就抢,饱了就不抢。”不惟不抢,并且让他吃,他都不吃。但有一个例外,见了好吃的东西,母亲叫他不要多吃,他不肯听,结果多吃了不消化,得下一场大病。由此知食物以饱为限,过饱即有弊害。我们可以定出第二第原则:“竞争以适合生存需要为准,超过需要以上,就有弊害。”达尔文只说当小孩时,会抢夺食物,因而长得很肥胖,并不说因为食物多了,反得下病,于是达尔文之竞争,遂成了无界或之竞争,欧入崇信其说,而世界遂纷纷大乱,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者二。
达尔文说:“万物都是互相竞争,异类则所需食物不同,竞争还不激烈,惟有同类之越相近者,竞争越激烈。虎与牛竞争,不如虎与虎竞争之激烈,狼与羊竞争,不如狼与狼竞争之激烈,欧洲人与他洲士人竞争,不如欧洲各国互相竞争之激烈。”他这个说法,证以第一次欧洲大战,诚然不错,但是达尔文创出这种学说,他自己就把他破坏了。达尔文的本传上说:“1858年,他的好友荷理士,从南美洲寄来一篇论文,请他代为刊布,达尔文读这篇论文,恰与自己十年来苦力思索得出的结果完全相合,自己非常失望。落在别人,为争名誉起见,一定起嫉妒心,或者会湮没他的稿子,乃达尔文不然,直把这篇论文交与黎埃儿和富伽二人发布。二人知达尔文平日也有这样的研究,力劝他把平日研究所得著为论文,于1858年7月1日,与荷理士论文同时发布,于是全国学者,尽都耸动。”本传之言如此,在替他作传的人,本是极力赞扬他,实际上是攻击他,无异于说:他的学说:根本不能成立。何以故呢?他与荷理士同是欧洲人,较之他洲人更相近,同是英国人,较之其他欧洲人更相近,他二人是相好的朋友,较之其他英人更相近,并且同是研究生物学的人,较之其他朋友更相近,荷理士的著作,宣布出来,足以夺去达尔文之名,于他最有妨害,达尔文不压抑他,反替他宣布,岂不成了同类中越相近越不竞争吗?达尔文是英国人,对于同类,能够这样退让,何以欧战中,那些英国人,竞争那么激烈?我们可以定出第三条原则:“同是一国的人,道德低下者,对于同类,越近越竞争,道德高尚者,对于同类,越近越退让。”达尔文不把自己让德可风的事指示众人,偏把他本国侵夺同洲同种的事指示众人,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者三。
达尔文说:“竞争愈激烈,则最适者出焉。”这个说法,又是靠不住的。第一次欧战之激烈,为有史以来所未有,请问达尔文:此次大战结果,哪一国足当最适二字?究其实战败者和战胜者,无一非创痛巨深。他这个说法,岂非毫无征验?乃返观达尔文不与荷理士竞争,反享千古大名,足当最适二字,他这个公例,又是他自己破坏了。他的论文,与荷理士同时发表后,他又继续研究,于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十一月发布《种源论》,从此名震全球。荷理士之名,几于无人知道,这是由于达尔文返而自奋,较荷理士用力更深之故。我们可以定出第四条原则:“竞争之途径有二:进而攻人者,处处冲突,常遭失败:返而自奋者,不生冲突,常占优胜。”达尔文不把自己战胜荷理士之秘诀教导众人,偏把英国掠夺印度的方法夸示天下,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下者四。
有人问:我不与人竞争,别人要用强权竞争的策略,向我进攻,我将奈何?答曰:这是有办法的,我们可以定出第五条原则:“凡事以人己两利为主,二者不可得兼,则当利人而无损于己,抑或利己而无损于人。”有了这条原则,人与我双方兼顾,有人来侵夺,我抱定“不损己”三字做去,他能攻,我能守,他又其奈我何?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者五。
达尔文说,人类进化,是由于彼此相争,我们从各方面考察,觉得人类进化,是由于彼此相让。因为人类进化,是由于合力,彼此能够相让,则每根力线,才能向前直进,世界才能进化。譬如,我要赶路,在路上飞步而走,见有人对面撞来,我当侧身让过,方不耽误行程。照达尔文的说法,见人对面撞来,就应该把他推翻在地,沿途有人撞来,沿途推翻,遇着行人挤做一圈,我就从中间打出一条路,向前而走。请问世间赶路的人,有这种办法吗?我们如果要讲“适者生存”,必须懂得这种相让的道理,才是适者,才能生存。由达尔文的眼光看来,生物界充满了相争的现象,由我们的眼光看来,生特界充满了相让的现象,试入森林一看,即见各树俱是枝枝相让,叶叶相让,所有树枝树叶,都向空处发展,厘然秩然。树木是无知之物,都能彼此相让,可见相让乃是生物界之天然性,因为不相让,就不能发展,凡属生物皆然。深山禽鸟相鸣,百兽聚处,都是相安无事之时多,彼此斗争之时少。我辈朋友往还之际,也是相安无事之时多,彼此斗争之时少。我们可以定出第六条原则:“生物界相让者其常,相争者其变。”达尔文把变例认为常例,似乎莫有对,事势上遇着两相冲突的时候,我们就该取法树枝枝叶,向空处发展。王猛见了桓温,而改仕苻秦,恽寿平见了王石谷之山水,而改习花卉,皆所谓向空处发展也。大宇宙之中,空处甚多,也即是生存之方法甚多,人与人无须互相争夺,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者六。
依达尔文的说法,凡是强有力的,都该生存,我们从事实上看来,反是强有力者先消灭。洪荒之世,遍地是虎豹,他的力比人更大,宜乎人类战他不过了,何以虎豹反会绝迹?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,德皇势务最大,宜乎称雄世界,何以反会失败?袁世凯在中国势力最大,宜乎成功,何以反会失败?有了这些事实,所以达尔文的学说,就发生疑点。我们细加推究,即知虎豹之被消灭,是由全人类都想打他,德皇之失败,是由全世界都想打他,袁世凯之失败,是由全中国都想打他。思想相同,就成为方向相同之合力线,虎豹也,德皇也,袁世凯也,都是被合力打败的。我们可以定出第七条原则:“进化由于合力。”懂得合力的就生存,违反合力的就消灭,懂得合力的就优胜,违反合力的就劣败。像这样的观察,则那些用强权欺凌人的,反在天然淘汰之列。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者七。
达尔文的误点,可再用比喻来说明:假如我们向人说道:生物进化,犹如小儿身体一天一天的长大。”有人问:“小儿如何会长大?”我们答道:“只要他不死,能够生存,自然会长大。”问“如何才能生存?”答:“只要有饭吃,就能够生存。”问:“如何才有饭吃?”我们还未回答,达尔文从旁答道:“你看见别人有饭,就去抢,自然就有饭吃,越吃得多,身体越长得快。”诸君试看:达尔文的答案,错莫有错?我们这样的研究,即知达尔文说生物进化莫有错,说进化由于生存莫有错,说生存由于食物也莫有错,惟最末一句,说食物由于竞争就错了。我们只把他最末一句修正一下,就对了。问:“怎样修正?”就是通常所说的:“有饭大家吃。”平情而论,达尔文教人竞争,无有限度,固有流弊,我们教人相让,无有限度,也有流弊。问:如何才无流弊?我们可以定出第八条原则:“对人相让,以让至不妨害我之生存为止,对人竞争,以争至我能够生存即止。”此达尔文学说之应修正者八。
综而言之,人类由禽兽进化而来,达尔文以禽兽社会之公例施之人类,则是返人类于禽兽,这自违进化之说,而况乎禽兽相处,亦未必纯然相争也。他的学说,可分两部分看。他说“生物进化”,这部分是指出事实。他说“生存竞争,弱肉强食”,这部分是解释进化之理由,事实莫有错,理由错了。一般人因为事实不错,遂误以为理由也不错,殊不知:进化之原因多端,相争能进化,相让能进化,不争不让,返而致力于内部,也能进化。又争又让,改而向空处发展,也能进化。其或具备他种条件,如克鲁泡特金所谓互助,我们所谓合力,也未尝不能进化。达尔文置诸种原因于不顾,单以竞争为进化之惟一原因,观察未免疏略。兹断之曰:达尔文发明“生物进化”,等于牛顿发明“地心吸力”,是学术界千古功臣,惟有他说“生存竞争”,因而倡言“弱肉强食”,流弊无穷,我们不得不加以修正。
九 克鲁泡特金学说之修正
克鲁泡特金之误点,也与达尔文相同,达尔文是以禽兽社会状况,律之人类社会,故其说有流弊。克鲁泡特金,因为要指驳达尔文之错误,特别在满洲、西比利亚一带,考察各种动物及原始人类状况,发明互助说,以反驳达尔文之互竞说。他能注意到人类,算是比达尔文更进步了。然而原始人的社会,与文明人的社会,毕竟不同,且克鲁泡特金考察原始人,也是从旁观察,并未曾与之共同居处若干年,而我辈则置身文明人社会中,与之共同居处若干年,所以我辈能发现克鲁泡特金之误点,而指出其流弊。
原始人类,无有组织,成为无政府状态,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说,从原始社会得来,故他提倡无政府主义。所以克鲁泡特金的学说,也可分两部分看,他主张互助不错,因互助而主张无政府主义就错了。
生物之进化,好比小儿一天一天的长大,由昆虫,而禽兽,而野蛮人,而文明人,好比吾人,由婴孩,而少年,而壮年。达尔文研究生物,以动物为主,正如小孩抢夺母亲口中饭物时代,故倡互竞说。克鲁泡特金所研究者,以原始时代人类为主,较动物更进化了,是小孩更大了点,不抢母亲口中食物,只请母亲与他盛饭,故倡互助说。至于长大成人,独立生活的现象,他二人都未看见。
一个国家之进化,也好比不孩一天一天的长大。我国春秋战国时代,弱肉强食,正是小孩抢夺食物时代。后来进化了,汉弃珠崖,是母亲分饭与他吃,他都不要。再进化,到了明初,郑和下南洋,各国纷纷入贡,希望得中国的赏赐,这是穷亲友来告贷,慨然给予。再进化,到了明季和清朝,把蛮夷之地改土归流,每年还要倒贴若干金钱,等于做慈善事业,把贫人子弟收来,给以衣食,延师训读一般。我国进化程度,历历如绘。
西洋开化,比我国迟二千多年,其进化才至我国春秋战国时代,故其弱肉强食与我国春秋战国极相似,而达尔文之互竞说,遂应运而生。要防小孩抢夺食物,不得不用专制手段,故墨索里尼之治意大利,希特勒之治德意志,与商鞅之治秦绝似,而皆收同一之效果,因其为同一时期之产物故也。秦始皇统一六国了,仍复厉行专制,二世而亡,这是世界更进化了,等于身体长大了,再穿小孩衣服,不得不破裂;文景之世,政尚宽大,号称郅治,这是儿子长大了,父母不加干涉,他能独立成为好人。后来历代常有变乱,这是儿子长大成人,父母过于放纵,遂日流于非的原故。然因其日流于非,而遂欲以待婴孩之法,待长大成人之儿子,则又不可。故今之治国者,如摹仿墨索里尼和希特勒,直是师法商鞅,返吾国于春秋战国时代,是谓违反进化,是谓开倒车。
今人每谓我国无三人以上之团体,很抱悲观,这未免误解。无三人以上之团体,正是人人能独立之表现,此时如用达尔文之互竞主义以治国,则是把人民当如怀中小儿,常常防他抢母亲口中食物,这是不可的。如用克鲁泡特金之互助主义以治国,则是把人民当如才能吃饭之小儿,须母亲与之盛饭,这也是不可的。今即长大成人矣,无三人以上之团体,人人能独立矣,故此时治国者,当采用合力主义。譬如射箭,悬出一个箭垛,支支箭向同一之箭垛射去,是之谓合力。我国无三人以上之团体,当采用此种方式,悬出一定之目的,四万万五千万根力线,根根独立,直向目的物射去,你不妨害我之路线,我也不求助于你,彼此不相冲突,不相依赖,这种办法,才适合我国现情。非然者,崇信达尔文之互竞说,势必压制他人,使他人之力线郁而不伸,而冲突之事以起;崇信克鲁泡特金之互助说,势必借助他人,养成依赖性,而自己不能独立,于我国现情俱不合。
达尔文说:互竞为人类天性,而他自己不与荷理士竞争,这条公例,算是他自己破坏了。克鲁泡特金说:互助为人类天性,这条公例也是克鲁泡特金自己破坏了的。请问:人类天性既是互助,为甚克鲁泡特金,要讲无政府主义,想推翻现政府,而不与政府讲互助?为甚政府要处罚他,推之下狱,而不与克鲁泡特金讲互助?有了这种事实,所以克鲁泡特金的学说,也不能不加以修正。
古人云: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故考察事物,非置身局外,不能得其真相。我辈是人类,站在人类社会之中,去考察人类,欲得真理,诚有不能。达尔文用的方法,是因人为动物之一,先把动物社会考察清楚了,把他的原则适用于人类社会,论理本是对的,无如动物社会与人类社会毕竟不同,故创出之学说,不无流弊。克鲁泡特金则更进步,从人类社会加以考察,他以为我辈处在现今之社会,不能见庐山真面,乃考察原始人类社会,置身旁观地位,寻出一种原则,以适用于现今之社会,论理也是对的,无如野蛮人之社会与文明人之社会毕竟不同,故创出之学说,也有流弊。
婴儿在母胎,成形之初,其脑髓像鱼蛙之脑,再一二月则像禽鸟之脑,再一二月则像兔犬之脑,再一二月则像猿猴之脑,最后才成为人类之脑,而小儿之脑筋皱纹少,大人则皱纹多,野蛮人之脑筋皱纹少,文明人则皱纹多。小儿下地之初,脑筋与禽兽相去不远,故其抢夺食物,与禽兽相似,稍大点,脑筋之简单类于原始时代的人,故其天真烂漫,也与原始人类相似。然而禽兽之脑筋,与人类有异,故达尔文的学说,不适于人类;原始人类之脑筋,与文明人有异,故克鲁泡特金的学说,不适用于文明社会。
禽兽进化为人类,故人类有兽性,然既名之曰人,则兽性之外,还有一部分人性,达尔文只看见兽性这一部分,未免把人性这一部分忽略了。原始人进化为文明人,故文明人还带有原始人的状态,然既成为文明人,则原始状态之外,还有一部分文明状态,克鲁泡特金只看见原始状态这一部分,未免把文明状态这一部分忽略了。禽兽有竞争,无礼让,人类是有礼让的,达尔文所忽略的,是在这一点。原始人类,浑浑噩噩,无有组织,成为无政府状态,文明人则有组织,有政府,克鲁泡特金所忽略的是在这一点。
我们生在文明社会中,要考察人类心理真相,有两个方法:(1)一部二十五史,是人类心理留下的影像,我们熟察历史事迹,既可发见人类心理真相,这是本书前面业已说明了的;(2)凡物体,每一分子的性质,与全物体的性质是相同的,社会是积人而成的,人身是社会之一分子,我们把身体之组织法运用到社会上,一定成为一个很好的社会。 治国采用互竞主义有流弊,采用互助主义,也有流弊,必须采用合力主义。人身之组织,既是合力主义,身体是许多细胞构成,每一细胞都有知觉,等于国中之人民,大脑等于中央政府,全身神经,都可直达于脑,等于四万万五千万人,每人的力线,都可直达中央,成为合力之政府。目不与耳竞争,口不与鼻竞争,手不与足竞争,双方之间非常调协,故达尔文之互竞主义用不着;目不须耳之帮助而能视,口不须鼻之帮助而能言,手不须足之帮助而能执持,个个独立,自由表现其能力,克鲁泡特金之互助主义,也用不着。目尽其视之能力,耳尽其听之能力,口鼻手足,亦各尽各之能力,把各种能力,集合起来,就成为一个健全之身体,是之谓合力主义。我国古人有曰:“以天下为一家,以中国为一人。”已经发见了这个原则。
国有中央政府,有地方政府,人身亦然。我们的脚被蚊子咬了,脚政府报告脑政府,立派右手来,把蚊子打死。万一右手被蚊子咬,自己无法办理,报告脑政府,立派左手来,把蚊子打死。有时睡着了,脑政府失其作用,额上被蚊子咬,延髓脊髓政府代行职务,电知手政府把蚊子打死,脑政府还不知道。耳鼻为寒气所侵,温度降低,各处本救灾恤邻之道,输送血液来救济,于是耳鼻就呈红色。万一天气太寒,输送了许多血液,寒气仍进逼不已,各地方政府协商道:“我们再输送血液去,仍无济于事,只好各守防地,把输送到耳的血液,与他截留了。”于是耳鼻就呈青白色。
我说至此处,一定有人起而质问道:“你说的救灾恤邻之道,正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,他的学说,何尝会错?”我说道:他讲的互助不错,错在无政府主义,必须有了政府,才能谈互助,无政府是不能互助的。举例来说:前清时,我们四川对于云贵各省有协饷,这可说是互助了,满清政府一倒,协饷即停止,这即是无政府即不能互助之明证。并且满清政府一倒,川滇黔即互相战争起来,由此知:在无政府之下,只能发生互竞的现象,断不会发生互助的现象。
人身有中央政府,有省县市区各种政府,脑中记忆的事,都由各政府转报而来,各政府仍有档案可查,施催眠术的人,是蒙蔽了中央政府,在省县市区政府调阅旧卷,所以人在催眠中,能将平素所做之事说出,而醒来时又全不知道。疯人胡言乱语,这是脑政府受病,中央政府失了作用,省县市区政府,乱发号令。所以疯人说的话,都是他平日的事,不过莫得中央政府统一指挥,故话不连贯;夜间做梦,是中央政府休职,各处政府的人,跳上中央舞台来了,人一醒,中央政府复职,他们立即躲藏。有时中央政府也能察觉,故梦中的事,也能略记一二。我们可以说:疯狂和做梦,都是讲无政府主义的。 古来亡国之时,许多人说要死节,及到临头,忽然战栗退缩。因为想死节,是出于理智,从脑中发出,是中央政府发的命令;战栗退缩,是肌肉收缩,是全国人民不愿意。文天祥一流人,从容就死,是平日厉行军国民教育,人民与中央政府,业已行动一致了。许多人平日讲不好色,及至美色当前,又情不自禁,因为不好色是脑政府的主张,情不自禁,是身体他部分的主张。我们走路,心中想朝某方走,最初一二步注意,以后即无须注意,自然会向前走去,这回是中央政府发布号令后,人民依着命令做去,如果步步注意,等于地方上事事要劳中央政府,那就不胜其烦了。我们每日有许多无意识的动作,都是这个原因。古人作诗,无意中得佳句,疑有神助。大醉后写出之字,比醒时更好,这是由于中央政府平日把人民训练好了,遇有事来,不需中央指挥,人民自动作出之事,比中央指挥办理还要好些。心理学书上,有所谓“下意识”者,盖指除政府以外其他政府而言。
理智从脑而出,能辨别事理,情欲从五官百骸而出,是盲目的,故目好色,耳好声,身体肌肤好愉快,往往与脑之主张相违反。古代哲学家,如希腊的柏拉图等,和中国的程朱等,都是崇奉理智,抑制情欲。例如程子说:“妇人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。”又把韩昌黎“臣罪当诛,天王圣明”二语,极力称赞,只要脑中自认为真理,就可把五官百骸置之死地,与暴君之专制是一样。所以这样学说昌明时代,也即是君权极盛时代。后来君主打倒了,民主主义出现,同时学说上也盛行情欲主义,纵肆耳目之欲,任意盲动,无所谓理智,等于政治上之暴民专制。我们读历史,看出一种通例:君主时代,政府压制人民,同时哲学家即崇理智而抑情欲,民主时代,人民敌视政府,同时哲学家即重情欲而轻理智。 据上面之研究,可知身体之组织,与国家之组织是很相同的,我们返观吾身,知道脑与五官百骸是很调协的,即知道:我们创设一种学说,必使理智与情欲相调协,不能凭着脑之空想,以虐苦五官百骸,亦不能放纵五官百骸,而不受理智之裁判。建设一个国家,必使政府与人民调协,不能凭着脑政府之威力压制人民;而为人民者,亦不能对政府取敌视行为。吾身之组织,每一神经俱可直达于脑,故脑为神经之总汇处,与五官百骸,不言调协而自然调协。因此每一人民之力线,必使之可以径达中央,中央为全国力线之总汇处,政府与人民,不用调协而自然调协。能这样的办理,即是合力主义,才可以救达尔文和克鲁泡特金两说之弊,而与天然之理相合。